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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骥才:发展文化产业要有文化责任

  说点轻松的,也是二〇一〇年,我去南非现场看世界杯,学会了好几种骂人的脏话,因为每场比赛两边的球迷都用简单的词汇互骂,我记住了。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,什么样的脏话都是一学就会,现在这些脏话已经全忘了,后来没机会用。差不多十年前,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买的,桌面是一块玻璃,上面印有几十种文字的“爱”,开始的时候我看着它心想这世界上有多少数量的爱?有意思的是,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为己方球队助威时都用脏话骂对方球队?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“爱”?这让我想起两个中国成语: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,接下去我就说说这个。

  中国的明清笑话集《笑林广记》里有一个故事: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过城门,横着拿过不去,竖起来拿也过不去。一位老者看到后对他说,我虽然不是圣贤,也是见多识广,你把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拿过去了。法国有个笑话,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笑话:一个司机开一辆卡车过不了桥洞,卡车高出桥洞一些,司机不知所措之时,有行人站住脚,研究了一会儿,对司机说,我有一个好主意,你把四个车轮卸下来,卡车就可以开过去了。

  这两个笑话的时间地点相隔如此遥远,一个是明清时期,一个是二十世纪;一个在中国,一个在法国。可是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,这说明了什么?应该说明了很多,我说不清楚,别人也说不清楚,也许有一点说明了,就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——人都是一样的。

  我再说说两个与我有关的故事,第一个是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小说里的许玉兰感到委屈时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,把家里的私事往外抖搂——这是基于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,当时我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。一九九九年,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版出版后,一位意大利读者对我说,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许玉兰这样的女人,隔些天就会坐到门口哭诉爆料。第二个是《兄弟》,十二年前在中国出版时受到很多批评,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时,一位法国女记者采访我时对此很好奇,问我为什么《兄弟》在中国遭受到那么多的批评,哪些章节冒犯了他们。我告诉她有几个章节,首先是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,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其他的,这位女记者就给我说起法国男人如何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。这下轮到我好奇了,我说,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“文革”时期,那是一个性压抑的年代,你们法国的男人和女人上床并不那么困难,为什么还要去厕所偷窥?她说,这是你们男人的本性。

  类似的故事我可以继续往下说,与我无关的应该比与我有关的还要多,让我说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,说一百零一夜还是有可能的。从上述角度看,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简单。可是换一个角度,从那位朴实善良的波兰农民的角度来看,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。“犹太人”在他的知识结构之外,他不知道,但是他知道人是什么,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。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?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力量,同时也意味着他确实知道人是什么。这样的人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多。

  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。他在《雕刻时光》里谈到“影像思考”时,讲述了曾经听来的两个真实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:“一群叛军在执刑的队伍之前等待枪决,他们在医院墙外的洼坑之间等待,时序正好是秋天。他们被命令脱下外套和靴子。其中一名士兵,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,在泥坑之间走了好长一段时间,只为寻找一片净土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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