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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中国: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

  四蘑菇也是“常连安公司”的出品,天生滑稽。有一天晚场在启明茶社说“数来宝”,侯一尘给他捧哏。他说“打竹板走慌忙,眼前来到大同药方,大同经理本姓冯,专卖冯家疥疮生乳灵,生乳灵我不买,吃了当时就流奶,蘑菇的奶流两盆,留着就喂侯一尘”,闻者无不捧腹。

  这和晚年的常宝华作为严肃的艺术家的形象大相径庭。

  

  常宝华是1951年正式拜入马三立门下的。此时,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两年,轰轰烈烈的相声改进事业也已经开展起来,艺人们初次见识到了新政权的力量。1951年,大哥常宝堃不幸牺牲在了朝鲜战场,那场备极哀荣的葬礼给很多艺人以深刻的印象。显然,新中国对艺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举措,既提升他们的地位,把他们拔擢为“文艺工作者”,又改造他们的思想与艺术,荡涤掉他们身上的污秽。

  当时的常宝华已经二十多岁了,个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念已经成熟,思想改造能在多大程度上楔入一个成年人的脑袋,恐怕是存疑的。但在长期的底层生涯中,艺人形成了八面玲珑的性格。根据社会风向察言观色,从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是艺人生存的本能。另一方面,新中国的变化也确实让艺人感动,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,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,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,艺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“翻身”体验。在接受访谈时,常宝华多次提起中国的新气象带给他的振奋:“1953年,他穿着军装,想听听相声、看看戏都进不去,不让进,打票也不行,不卖给你。这就叫纪律!比国民党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!”六十多年后,回忆起来仍然很动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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